现今紫铜管已广泛应用于家装给水管材、工业输送管道、建筑水管等等；在铜的发展历史当中不仅被当作使用工具，还是古代钱币中必不可少的金属元素，譬如我们熟知的铜钱，就是由铜铸造而成；
经济学家历来将金、银列为贵金属，铜、铁归为贱金属。然而铜能在中国翻身进入铸币材料殿堂与金、银并列，和其「稀缺性」有关。从商代开始中国便用铜铸币。但由于作为重要铜产地的云南较晚才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与开发范围，国内对这种铸币材料的供给一直很贫乏。
如春秋时期，郑国向楚国臣服，楚国给这位重要盟友的见面礼物是重约两百公斤的铜。而这些看似不多的铜已令楚国心疼不已，「既而悔之」，最后规定这些铜只能用来铸造钟。可见当时铜的珍贵。
由于铜的缺乏，很多王朝规定可以用铜来赎刑，以增加铸钱。如隋朝《开皇律》规定： 「杖百则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唐律也以铜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与五刑相应为赎。即便如此，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铜，「钱重物轻」从中唐起一直成为困扰历代统治者的难题。白居易的《赠友诗》就道出了唐代民众因铜钱缺乏难以完税的现象：「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由于铜产量有限且铸币需求大，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发行铁钱和纸币。宋太宗年间(976-997)，福建铜钱缺乏，「铸大铁钱并行」。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交子务，作为纸币的发行机构。在当时有限的防伪印刷条件下，发行纸币也是铜钱缺乏下的无奈之举。
到了明代这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时期，中国依然无法在铜产量上取得突破。明初国内的铜产地主要有江西的德兴和铅山，据《明史·食货志》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但两地每年的开采所得也才五十万斤。明廷为了获得更多的铜，四处开矿，但无奈都是产量低下的贫矿，如宣德八年(1433)，曾在四川梁山开铜矿，但折腾一年，仅采得铜三千三百斤，因得不偿费而停止。
可见，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缺铜成为「天朝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国历史上制瓷业的发达某种程度上也和缺少制造铜器的原料有关。铜缺乏使得历代统治者都贯彻「铜不布下」的理念，对这种重要的资源进行垄断。
十七世纪，随着海洋贸易的发展和日本采矿业的崛起，到日本购铜成为解决国内铜危机的重要手段。日本作为地窄人密的岛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一直要靠中国资源「供养」，但明清时期日本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输出国。
这是因为一点五亿年前的太平洋中央海岭的海底火山活动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有色金属资源，生成了如足尾铜山和别子铜山这样的大型矿床。因此，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中，铜扮演了重要角色。
